每天清晨6点，52岁的文满春准时出现在广州市天河区黄村街的环卫站——打卡、签到、在仓库里待命。他以为“人在岗、卡照打”，就是出勤。可2024年3月1日至5日这5天，单位却认定他“旷工”，一次扣了30分；随后，一张累计扣分36分的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》，终结了他8年多的环卫工生涯。为讨回14.2万元赔偿，他走完劳动仲裁、一审、二审、再审、检察监督全部五道程序，两年多过去，最终拿到的只有2023.3元。打卡到岗的人，凭什么算“旷工”？
一、一份排班表，让他成了“最久的顶班人”
2016年4月22日，文满春入职广州市天河区黄村街市容环境卫生管理站（后整合为黄村街道综合事务中心），担任环卫司机。2023年6月，单位以“车辆没钱加油”为由安排他机动顶班；2023年9月起，他持续顶班10个月，且被要求延至2024年9月，合计约13个月。而同期其他大车司机——黄家星顶班7个月、孙茂旭顶班6个月——均未超过7个月。
让文满春不解的是：除刘建东（1971年生）外，他是车队里年龄最大的司机，而刘建东从未被安排顶班。“为什么12月份只调我一个人？”2024年2月22日、28日，站长刘晓珺两次约谈，要求他接受“顶班1年”，他当场拒绝。排班表公布后，同组6名司机全部签名接受，只有他拒签。
同样是司机，为什么顶班时间最长的，偏偏是最年长的他？
二、5天打卡，为何成了“旷工”？
2024年3月1日至5日，文满春每天按时打卡到岗，但未实际提供劳动。他说，2月28日站长刘晓珺让他“先待岗，等领导安排”，他在仓库待命，多次询问工作安排均无答复；单位则每日发出《敦促服从工作安排的通知》，认定他拒不到岗开车、构成旷工，据此扣30分。
这段“旷工”认定，很快变成工资条上的真金白银：2024年3月，他的基本工资被扣减，特殊岗位补贴288.5元、绩效工资400元一并被扣发。此后的4月29日至6月25日，他多次找领导反映工资被扣的问题，均无结果。
而2月28日的录音，恰恰记录了这次“待岗”的由来。文满春称，站长刘晓珺当日在录音中表示由其“直管”、直接安排工作，但自始至终没有说明3月1日至5日这5天的工作由谁安排、由谁指挥。他说，正因领导没有明确安排人，班长黄海祥也不敢给他派活，他只能每天照常打卡后在仓库待命。3月2日，班长黄海祥再次通知文满春“顶班顶1年”，并称不服从安排将按单位规章制度处理；而站长刘晓珺同样没有告知他由谁安排工作。文满春始终想不通的是：单位一边催他“顶班一年”，一边却没人告诉他——这期间的工作，究竟由谁来安排？
3月5日下午，街道分管主任廖德龙与李东生科长调解岗位达成一致，街道领导答复“顶班到9月再调岗”，工作安排才重新落地。经过沟通也表示这期间不算旷工，不做扣分处理。
人到岗、卡照打，只因“领导没派活”就背上旷工——这责任，到底该由谁来担？
三、一份5月才公示的“新规”，追溯了3月的“违纪”
2024年5月15日，单位在“环卫站垃圾收运工作群”公示新修订的《员工守则》和《绩效考核办法》，规定：自然年内累计扣分达18分及以上，可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且不支付补偿。
问题在于：文满春3月的“旷工”扣分30分，发生在守则公示之前。此外，5月18日，单位以监控视频认定他离岗1小时、扣3分——他称当天在铲除广告；5月19日至6月8日，他未上传车辆照片、再扣3分——他称手机损坏，且6月20日起单位已改用纸质登记表。上述扣分累计36分，成为辞退的直接依据。
文满春质疑：一份5月15日才公示的“新规”，凭什么追溯认定3月的“违纪”？制定守则的职工代表大会签到表上，也没有他的名字。法院则在判决中认定：2015年版《员工守则》同样规定累计扣满20分即可辞退，文满春已签收该守则，两版规定均可作为解除依据。
公示之前的“旧账”，能拿“新规”来算吗？既然3月就已被扣30分，3月就应该出具书面通知并辞退，然而直到6月文满春才收到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》。
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
四、解除之后一个多月，才“事先”通知工会
2024年6月21日，街道党工委会议研究决定辞退文满春；6月26日，单位发出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》，以累计扣分36分为由，决定6月30日解除劳动合同。文满春拒绝签字。直到8月12日，单位才向工会发出解除告知书，工会当日回复“无异议”。
工会回复函
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
《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三条规定，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“事先”将理由通知工会。文满春质疑：6月26日解除、8月12日才告知，这是“事先”通知吗？法院则认为，工会已确认解除前双方有沟通并同意，程序并无不当。
文满春还指出了工会回复函的一个疑点：单位提交的工会回复函仅笼统表述“解除前已与工会沟通并取得同意”，既没有记载沟通的年月日，也没有载明沟通的内容。“到底哪一天沟通的、沟通了什么，函上只字未提。”他认为，这样一份事后出具的“同意书”，很难证明解除前确曾履行过告知义务。
解除之后一个多月才补办的“事先告知”，还能叫“事先”吗？
五、五道程序，一个结局
2024年7月12日，文满春申请劳动仲裁，请求确认劳动关系、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12284.16元、违法解除赔偿金126168.56元、工会福利折算3750元，合计约14.2万元。此后两年，他走完了全部法定救济程序：
2024年9月9日，劳动仲裁裁决：确认劳动关系存续，单位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2023.3元，驳回其他请求；2025年9月8日，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一审维持；2026年1月7日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、维持原判；2026年4月20日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；2026年8月31日，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作出决定，不支持监督申请。
年休假的争议，同样让文满春不服。他主张，2023年3月31日至4月4日所休的5天，是2022年度的跨年年假——当年因工作繁忙未能休假；而2023年4月22日之后应休未休的12天，他一天都没有休过。为此，他当庭要求单位出具16年至24年的休假条和考勤记录，才能证明这5天究竟属于哪个年度，但法院始终未予支持。“单位说我们休完了，那就该拿出休假条和考勤记录来证明；我们要求对方举证，怎么就成了不被允许的事？”。
文满春还出示了一份2026年9月21日最新打印的《广东省社会保险个人参保证明》，试图证明自己的累计工龄：参保证明显示，其养老保险累计缴费117个月，工伤保险累计缴费却达198个月——其中，早在2009年3月至2014年11月，他就在广州市建远安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缴纳工伤保险81个月，此后才入职黄村街环卫站。文满春据此认为，自己累计工作年限早已超过10年，按《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》应享有每年10天年休假，而非法院认定的5天。而一、二审法院依据社保缴费记录认定其不足10年，未采纳这一主张。
广东省社会保险个人参保证明
五道程序，结论一致：顶班安排属合理用工自主权，旷工认定合理有据，解除劳动合同合法，工会福利属单位自主决定范畴。文满春的社保缴费记录为97个月，不足10年，年休假为每年5天，2024年经折算应休2天；按剔除加班费后月平均工资5575.86元计算，他最终拿到2023.3元。14.2万元诉求与2023.3元之间，隔着的到底是什么？
从2016年入职到2024年6月30日被解除，文满春在这家单位干了8年多，月均工资不过五六千元，其中相当部分还是加班费。这场“顶班”之争，表面是一张排班表，实质是“用工自主权”边界如何划定的公共问题。当“打卡不算出勤”“新规可以追溯”“工会事后告知”接连成为辞退一名52岁环卫工的依据，输掉的不只是一个老人的14万元，更是普通劳动者对“付出必有回报”的朴素期待。文满春说，他还会继续讨一个说法。这份执着，或许才是这起案件最值得被看见的地方。
